络成员，虽然地方干部失去与直接控制企业有关的收益（如公款吃喝等），但经营者获得较大股份，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弥补地方干部这方面的损失。
根据这些分析，上述推行改制的两个约束条件是通过谨慎选择上述不同的改制操作方式容易满足的。在选择一种改制操作方式时，改制者必须保障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的改制净收益大于等于零。
改制结果：地方发展模式在趋同
我国诸多地方发展模式中，论述较多的有6种：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唐忠、孔祥智：2000年，第76－89页）。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指家庭经营和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地方政府推动型模式；所谓珠江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乡镇集体企业加外向型经济。对这三种模式的讨论最多、最广泛、也最令人感兴趣。
地方发展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长生不老的。地方发展模式在不断演化。有些模式断了根，有些模式变了种，有些模式升了级。结果，当我们许多人对某种模式口诛笔伐或者大加褒奖的时候，每个人心目中所感知模式的实际画面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当大家在赞扬“温州模式”的时候，“温州模式”实际上已经扩展、更新、修正和成熟。它已经脱却了“坑蒙拐骗”的形象，家庭企业虽然还很多，但是大企业、名牌企业也不少。这种扩展、更新、修正、成熟的“温州模式”至少已经拓展到浙江全境中的绝大部分地区，因此，就有了“浙江模式”的提法，所谓“浙江模式”，就是扩展、更新、修正、成熟的“温州模式”。
当人们在批评“苏南模式”的时候，却不料“苏南模式”已在苏南基本终结，也就是说，人们是在批评历史中的苏南模式。援引苏州市辖内一个县级市政策研究办主任的话说，“‘苏南模式’已经死亡”。当地持此看法者为数不少。当地干部感受到的是一种轻松感，而不是沉重感。如果要说有沉重感的话，那是在过去，也就是地方干部需要直接管理乡镇集体企业的时候。而在现在，苏南人感受到的是轻松，因为苏南的干部感到卸去了负担。除了轻松感之外，苏南的干部也略有一种失落感：过去我要管理经济，现在不要我管了，我干什么去？此外，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苏南模式”虽已基本成为历史，但是苏南经济的高速发展仍在持续、经济结构比浙江更为合理、企业规模也较大。如果正确看待苏南模式，把其历史功绩与其归宿分开看待，再把苏南模式和苏南经济分开看待，那么苏南人应该以其苏南模式史和当前的经济面貌感到自豪，情况也确实如此。
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最新的研究表明，广东省属于1999年我国市场化总指数最高，浙江排名第二，福建第三，江苏第四（樊纲、王晓鲁、张立文：2001年，第17-27页）。可能人们目前已经只记得“珠江模式”主要特点是外向型经济，却不料历史上“珠江模式”的另一特点是乡镇集体企业力量较强（唐忠、孔祥智：2000年，第76－89页）。广东在90年代初期就实现企业一次改制，主要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上是把产权归属明晰化，即把属于“公”的部分和“私”的部分明晰化，但没有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7年以来，全国乡镇企业都在搞新的一轮改制。广东也不例外。以佛山市为例，该市至1998年底，全市镇村两级已完成转制的集体企业9204个，转制面达81.46%，其中实行股份制的企业13个，股份合作制企业30l0个，租赁企业1493个，承包企业2711个．拍卖企业302个，公转私有企业1063个，组建企业集团12个，其他形式企业600个(农业部乡镇企业局：1999年第58页)。
苏南地区的二次改制也始于1997年。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93.2%已经摘下乡镇集体经济的帽子，大部分成为私人企业、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史易、赵小剑、常征：2001年，第34页)。
浙江省的一次改制和新一轮改制均较早，在全国走在前头。到1998年底．全省61264个乡(镇)、村办集体企业，实现各种形式改制的有56363个，改制面已达到92％(农业部乡镇企业局：1999年，第44页)。从全省已改制的乡镇集体企业看，其中83.6%涉及产权制度的改革形式，已改制为个体私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规范化股份合作制企业(比重很低)、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和兼并形式，16.4%的已改制企业未涉及产权制度的改革形式，它们改制为资产全额租赁的企业、资产承包经营及其他形式企业。全省乡镇集体企业8%未改制的企业，大多是一些重点、难点企业，是乡镇企业深化改革的攻坚点，主要是大而好企业、大而亏或资不抵债企业、“小微亏”企业及校办企业、民政招利企业、公益性企业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1999年，第44-45页)。
从上分析看出，乡镇集体企业新一轮改制是全局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而且明显区别于一次改制。
如果我们按照以下尺度对浙江模式进行一种梳理：其一为企业产权结构；其二为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包括法律、政策、制度、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再定义浙江模式（我曾在一文中描述过），把握其特征：(1) 它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和自组织经济模式：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少，市场是自组织的，政府限于对经济提供一种授能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承担便利提供者(facilitator)的角色。(2) 它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模式（哈耶克：，2000年，第57-83页）。自发秩序是一种自生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但也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融入了无数个体的分散知识。它不是外部强加的秩序，而是内部生成的秩序。
若按这一“浙江模式”的定义，我们发现各地模式正在朝着浙江模式趋同。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地方发展的实际目标模式,它对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层次的影响。
地方经济结构在不断演化
地方经济在结构上的转型努力方向就像人的躯体需要营养，缺什么补什么。地方经济结构是不断演化的。怎么了解“缺什么”？一个途径是地方本身的学习与感知。这种学习与感知来自两个方面：
（1）内部感知：或曰“内观”、内部学习。自身历史积累的经验教训告诉一个地方缺什么。地方干部自身也在不断进行内部学习。比如浙东某县曾经从地级市申请到一笔政府资金，投入本地建了一个水产城，但是商贩们由于更愿意直接到水产养殖场直接与农民讨价还价，农民也更愿意上门服务，而不是即要在水产城设点又得照看池塘，因此水产城成了空城，成了杂货水果蔬菜集市，摊位免费提供。苏南曾经在政府推动下建了一些小城镇，但入住者不多，被指责为搞“空城计”。这两个事例表明了自发秩序的重要性。计划和建构的秩序往往行不通，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结局。这些教训虽有成本，问题并不大，就算是学费。关键在于干部的内部学习过程将为今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打下基础。
（2）外部感知：或曰“外观”。外部感知主要是学习效应和外部性。一个城市的失败做法和成功经验对其他城市有示范效应。上述两个例子可以成为其他城市学习的反例。
其他方面的感知是对市场机会和风险的感知。
我们在此可以举几个通过学习过程了解“缺什么”然后去“补什么”的例子。
我们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苏南和浙江等邻近地区都定期交换统计报表。而且邻近地方吸引到什么项目，很快就会被邻近城市了解。苏南、浙江、广东等地经常组织相互考察或者出国考察。
广东省1990、1995和1996年的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即经济外向度）分别为34.3%、85.9%、75.6%。浙江省为12％、19.9%、16.1％；江苏省为10％、19.0%、16.0%。广东省的指标高高居上，浙江和江苏省的指标并无多大区别。
2001年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上半年浙江外贸出口106.73亿美元，同比增长21.8%,据全国沿海省市之首，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出口首次超过广东省，跃居全国第一。贸易顺差60.14亿美元，接近全国顺差总额的3/4（张曙光、郭金龙：2001年，第3页）。这说明浙江省的企业也在扩大外需上做文章，它们和当地政府也在学习广东和苏南地区的经验。那种把浙江经济的特点看作为国内市场依赖大、外向型经济成分低的静态看法可能值得商榷。
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其命根子，但是，它的经济周期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步，而与国内关联小。今年上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广东省出口受阻，增速明显放缓。深圳市6月份出口增长3%,扭转了5月份出口负增长的不利局面（张曙光、郭金龙：2001年，第3页）。实际上，广东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内患意识增强，开始重视扩大本省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以及扩大本省内需（卜新民：2000年，第37-38页）。
苏南经济在90年代初以来开始吸收珠江模式的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南的一次改制和二次改制则是在吸收温州和浙江等地的经验，逐渐改变政府在企业问题上的行为。
可以看到，地方辖区政府的不断学习将为我国的地方经济更加蓬勃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